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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2017年5月:亞太地區訴訟最近進展

商事訴訟報告

日本訴訟的最近情況誹謗案件定義與互聯網搜尋引擎有關的隱私權。

日本最高法院最近發佈的一項判決對隱私權及存儲個人資訊的協力廠商網站有重大意義。

原告兼上訴人向法院申請命令,要求Google從其搜尋引擎刪除他早於五年前在2011年以兒童賣淫罪為由被逮捕和控告的資訊。這名男子曾向女高中學生付錢以進行淫亂行為,從而被罰款50萬日元(約5,000美元)。他以誹謗為由起訴了Google,訴稱自己的隱私權受到了侵害。

地方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訴求,命令Google刪除合計49個包含他的姓名資訊的逮捕記錄搜索結果。法院認為了他享有經過一定時間之後的“被遺忘權”。然而,上訴法院撤回了這一判決,認為不刪除這一犯罪記錄有公益價值。

最高法院支持了上訴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認為,“只有當隱私保護的價值顯然大於資訊披露的價值時,才能允許資訊(有關資訊)的刪除”。

為了認定隱私保護的價值是否明顯大於群眾接觸資訊的公益價值,法院列出了如下考量因素:對隱私權的侵害程度,得出相關搜索結果的搜索條件,系爭資訊是否只能夠通過被精確限定的搜索條件而非簡易的方式獲得,原告從事的行業,相關新聞和文章本身的目的和價值,提供真實姓名的意義,系爭資訊是否包括消息本身以外的地址或其他個人內容,以及資訊的準確性等。該案中,最高法院的斟酌結論是,系爭資訊不能被刪除,因為兒童賣淫罪“受到社會的強烈反對,公眾知情符合公益”。

該案表明了個人試圖防止搜尋引擎公開其私人資訊的趨勢。據日本最高法院的表述,日本地方法院在2016年的前9個月受理了52樁請求法院命令從搜索結果刪除個人資訊的案件。該案亦是日本最高法院受理的五樁“被遺忘權”案件的首案。

“被遺忘權”這一概念似乎來源於一項歐盟最高法院2014年的判決,該判決支持了一項刪除媒體報導連結的請求。儘管這一概念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可使用,該案中的地方法院也引用了這一先例,但是日本最高法院在列出其考量因素時並未提到被遺忘權。

亞太地區有關訴訟資助的最新進展

訴訟資助在澳大利亞的強制性參與。時值澳大利亞聯邦集體訴訟機制設立二十五周年,亦即高等法院於Campbells Cash & Carry Pty公司訴Fostif公司(229 CLR 386(2006年))一案中首次支持協力廠商資助集體訴訟十周年,澳大利亞的訴訟資助制度又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2016年10月,聯邦法院於Money Max International 公司(受託人)訴QBE保險集團(FCAFC 148 (2016年)“Money Max”)一案中批准了“共同基金命令”。根據這種命令的安排,如果當事人和解結案或原告獲得有利判決,集體的所有成員需要從自己的應得部分向訴訟資助人支付按特定比例計算的費用,儘管他們並未簽訂訴訟資助協議。

在Money Max案件之前,澳大利亞“選擇退出”制度的熱點之一是資助者無法限制所謂的“搭便車人”—即那些從集體訴訟中獲益,但對訴訟成本不承擔任何負擔的集體成員。因此,許多有事先資助的澳大利亞集體訴訟以“封閉式”的方式進行,即只有那些同意出資安排的原告能作為集體成員並獲得判決賠償。許多人認為“封閉式”的訴訟非但不能促進,反而妨礙了集體訴訟制度的基本目的,因為它限制只有少數人能夠獲得救濟,且可能導致重疊或相互競爭的集體訴訟發生。

在Money Max一案中,Money Max International公司(“申請人”)為自己和一個開放式的原告集體對QBE險集團公司(“QBE”)提起了股東集體訴訟。申請人稱QBE因為實施了誤導或欺騙式的行為而觸犯了澳大利亞公司法。在訴訟初期,申請人提出了一項共同基金令的非正審申請。庭審這一申請時,申請人出示了約1,290名集體成員與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Funding Partners 公司(“資助人”)簽訂的訴訟資助協定。儘管參與資助協定的原告數目龐大,但是該開放式集體的大部分人尚未與資助人簽訂任何資助協定,這導致參與協定的人為整個集體承擔了訴訟的所有費用。由於這一不公平的情況,申請人請求法院將資助協定的內容(即出資人的勝訴應得比例)適用於所有的集體成員。儘管QBE公司提出了反對,法院依舊認定所有集體成員應當受到法庭待定的訴訟資助條款的約束,該條款將由法庭日後裁定,預計為和解或判決之後。

雖然Money Max一案的判決可以被視為司法對協力廠商資助的限制—因為法院現在可以決定、調整或降低資助者現在“共同基金”和解中應得的部分—然而,該案仍然使得開放式的集體訴訟能更加吸引資助者,同時也能夠促進國內和國外的資助者在澳大利亞提起集體訴訟。

訴訟(和仲裁)資助在香港的地位。香港法院傳統上以斷絕助訴和包攬訴訟為由禁止協力廠商資助訴訟,除少數特例以外。對這一轄區內的商業訴訟而言,這一立場似乎不會在可預測的未來發生任何變化。鑒於香港也缺乏集體訴訟的機制,香港也缺乏吸引資助者將之視為重點市場的吸引力。

然而,為了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主要仲裁地點的地位,仲裁的資助機制正在推進當中。在一項原訴判決,即Cannonway Consultants公司訴Kenworth Engineering公司(1 HKC 179(1995年))一案中,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將爭議解決的資助禁止擴大到在香港進行的仲裁並不妥當。隨後,在Unruh訴Seeberger一案中(10 HKCFAR 31(2007年)),香港終審法院明確表示這一禁止性規定能否適用於仲裁是一個開放的問題。2016年10月12日,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發佈了一份報告,建議修訂法例以明確規定協力廠商可以資助在香港進行的仲裁及有相關司法程式。一項落實委員會建議的條例草案已於2017年1月11日在立法會進行首讀,目前正在條例草案委員會詳加研究。

按照現有草案的內容,該條例將適用於在香港進行的仲裁,以及在香港提起與外地仲裁有關的司法服務。不過,律師不得自己進行資助,且資助者需要遵守律政司司長所授權的機構的行為準則。當資助協定達成時,相關的一方需要告知仲裁的其他各方以及仲裁庭這一資助事實及協力廠商資助者的名稱(不需要通知協定內容)。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尚未決定。

資助在新加坡的地位。歷史上,除了一些有限的特例以外(如破產的情況下),新加坡法律限制協力廠商對爭端解決進行資助。2017年1月10日,新加坡國會通過了《民事法(修正)法案》,允許協力廠商人資助國際仲裁。相關調整也適用於與國際仲裁有關的法司法程式,但至少在現階段不會適用於國內訴訟。這一發展說明政府意圖把新加坡推廣為國際仲裁的領先區域中心。

《民事法(修正)法案》規定了實體在新加坡進行協力廠商資助需滿足的構成“合格協力廠商資助者”的要求,包括資助者擁有能立即動用的足夠自有資金,且它的主要業務屬於資助爭端解決。換句話說,只有“專業”的資助者才能在新加坡營業。此外,有關人士已經提出了《律師法》的修改提案,以允許律師在不直接因此獲得經濟利益的前提下推薦協力廠商資助者,並為客戶提供相關諮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