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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2016年6月:澳大利亞:一個愈加吸引證券類集團訴訟原告的審判地

商事訴訟報告

美國一直以來都是全球證券類集團訴訟的首選地。然而自最高法院在Morrison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130 S. Ct. 2869, 2886 (U.S. 2010) 案中作出使得國際性證券類集團訴訟原告更難在美國起訴的判決以來,這一趨勢從某種程度上有所衰減。這為澳大利亞證券類集團訴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Morrison 涉及外國投資者向一家外國公司發起的訴訟。這家外國公司在外國證券交易所上市,並被指其不正當行為違反《證券交易法》10b-5規則和10(b)章節的規定(反欺詐條款)。雖然澳大利亞國民銀行(NAB)的股票不在美國直接進行交易,但是其股票以美國存托憑證的形式在二級市場流通。原告是想要代表外國購買者提起訴訟的澳大利亞公民,他們訴稱一家NAB購買的、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抵押貸款服務公司曾有意操控公司的財務資料。

此案的關鍵法律問題是原告所訴行為是否與美國法律有充分關聯。反欺詐條款並未說明其域外適用效力,但最高法院的判決開啟了對這一問題的合理解釋。基於對域外效力一般予以否認的推定,最高法院認定此條款沒有域外適用效力。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40多年來建立起的判例原則,並通過建立一項新的交易測試,以確認反欺詐條款僅適用於美國交易所上市股票的買賣,或在美國發生的買賣行為。這極大限制了外國投資人通過美國法院向外國股票發行人,就其在外國交易所證券購買行為產生的損失,提出賠償訴求的可行範圍。這造成的結果是,證券類請求現在更有可能在非美國管轄地被提出。澳大利亞就是提起此類訴訟請求的一個富有吸引力的管轄地。

眾所周知,澳大利亞的集團訴訟制度對原告十分友好,且被稱為“世界上最自由的集團訴訟制度之一”(G. Miller教授,“就美國經驗對澳大利亞集團訴訟的一些想法”,K. E. Lindgren法官(ed),投資者集團訴訟,羅斯帕森斯商業、公司和稅法中心(2009)2,第4頁)。簡而言之,集團訴訟一般根據澳大利亞聯邦法院(FCA)1976年法案(Cth)33C章節規定的“代表訴訟”制度在澳大利亞聯邦法院進行。33C章節規定:(i)七人或七人以上有針對同一個人的訴訟請求;並(ii)所有這些個人的訴訟請求都與相同、類似或相關的情形有關聯或由此情形產生;並(iii)所有這些個人的訴訟請求都提出了基本一致的法律或事實問題;這些個體中的一位或多位就可作為代表發起訴訟。

澳大利亞集團訴訟程式沒有集團確認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原告以代表性訴訟的形式發起訴訟並可以自行確定訴訟集團的邊界(只要滿足以上所列門檻要求);由被告承擔此案不應以集團訴訟形式進行的舉證責任。澳大利亞的“退出”條款是其集團訴訟制度的基石—一旦代表性原告定義了訴訟集團,訴訟集團定義下的每個人都是集團成員,除非並直到他或她退出訴訟程式。如果,在收到關於“退出”權利的通知後,有集團成員在規定日期前沒有行使“退出”權利,那麼他們將繼續保留集團成員身份並受集團訴訟結果的約束。股東集團訴訟一般基於對於公司披露誤導或欺騙性重大資訊(或不披露)的指控,並且該行為違反了澳大利亞法律中規定的公司持續披露義務。澳大利亞的公司法規定要求公司“立即”披露所有理性人預期會對公司價格或價值產生實質影響的資訊。這項持續披露的義務意味著原告不必證明被告有意疏于披露(此規定有一些特定例外情況,包括保密義務)。根據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如果公司董事或執行官員“在履行其作為公司董事或執行官員義務的過程中已經獲得或應當獲得此資訊”,即認為公司“知曉”此資訊(規則19.12)。

通常,基於公司未履行披露義務的訴訟伴隨著公司違反有關禁止誤導或欺騙行為法律規定的訴訟。這是一項強有力的請求:無需證明意圖、疏忽、欺詐或不誠實。

依賴和“基於市場的因果關係”

在美國法下,“市場欺詐”理論是一項可以被反駁的推定,即股東在公開市場交易過程中做出投資決定依賴於市場價格的完整性(Basic v. Levison (1988))。依賴和因果關係都是推定存在的:即向市場作出的任何誤報都被推定對股價有影響。任何“能夠切斷涉嫌虛假陳述與支付/收取價格或他(或她)在公平市場進行交易決定之間關聯的表現都能反駁關於依賴的假設。”通過豁免個人依賴證明的需要,“市場欺詐”理論同樣使得證券類集團訴訟得到保證。

澳大利亞的原告採取了同樣的方法。直到最近,澳大利亞法院是否接受“市場欺詐”的理論尚不明確,因為所有以前的證券集團訴訟在判決前便和解結案了。近期的首例案件HIH Insurance Ltd (In Liquidation) & Ors [2016] NSWSC 482 (HIH Insurance),表明澳大利亞願意接受這一方法。在該案中,Brereton法官認為原告在如下情況下不需要證明直接的依賴:(一)一個實體已經誇大了其市場上的財務業績;(二)市場遭受欺騙後誤以為實體的交易利潤率比實際更高,並它的淨資產比實際更多;(三)股票的市場交易價虛高;及(四)投資者支付了該虛高價來收購其股份,從而遭受了損失。在這種情況下,被告負有證明原告知情或對違法行為不在乎且買入了股票的舉證責任。

鑒於澳大利亞代表訴訟制度有利於原告的特徵,以及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如美國的最近發展,則澳大利亞現在正要成為證券類集團訴訟的首選地之一。